各国都存在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并且常常是独特的。
根据一般发展规律，中国城市化的任务还远未完成。这一事件被曝光后震惊全国上下，事后有12名当事人被判刑（包括一项死刑），20名公务人员受到行政处罚和处分。
四、结语 起步于197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改革，逐步破除生产要素积累和配置的体制障碍，创造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充分条件。赫希曼所讲的退出，重点在于强调当事人对于组织不满所采取的一种行动选择。在1980年代，乡镇企业仍是农业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吸纳部门。由此出发，中国以城市化为代表的改革和发展经验，可以回答下列问题从而解决一般的发展问题：第一，通过改革解决生产要素积累的激励问题和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机制问题，把必要条件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过去40年中，以拆除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退出，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产业之间流动，进入以高生产率部门为特征的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有效的经验。
于是就有了18家农户写下字据，各家的户主纸上有名，并以红印泥摁下手印，一致决定实行包产到户并承担可能的政治后果。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2017年已达1.72亿人，其中80%进入城镇居住和就业。两类人口增长形成的这种剪刀差态势，同时也表现为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创造了这个时期独有的人口机会窗口。
正是从这时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不再仅仅是剩余推动型，而是加上了新的需求拉力。由于成群结队的灾民身背花鼓逃荒要饭，凤阳花鼓也成为贫困的凤阳县的一个文化符号。早期的研究多数侧重于从激励改善的角度，观察家庭承包制对农业增产的显著效果。随后于1984年开始又陆续确立了一批沿海开放城市。
破除阻碍这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核心是户籍制度改革。例如，在2017年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1.72亿农民工中，44.7%流动范围是跨越省界的，而其中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的跨省流动比例高达56.5%。
第二，外出农民工的子女要么留在老家成为留守儿童，要么随迁成为流动儿童，获得义务教育的机会和质量都不足，容易导致代际职业固化从而社会分层固化。（一）事实一：农业中激励制度和生产率的改善是劳动力能够退出的前提 可以说，人民公社体制汇集了计划经济下所有体制弊端。12月18日至22日，1000余公里之外，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几年在全国得到推行，并导致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
（二）事实二：经济增长和非农就业扩大促进劳动力流动 中国经济在改革时期的高速增长，并不仅仅是对一个旧的增长常态（或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回归。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从2009年最高水平2.67下降到2017年的2.35。第一，虽然2017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3485元（其中离开本乡镇的农民工平均工资为3805元），已经达到通常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但是，他们在城市没有本地户口，不能均等地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消费倾向较低，尚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三）改革历史瞬间之三：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1958年开始实施的户籍制度，旨在把人口的居住和就业纳入国家计划之中，限制人口和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的自由迁移和流动。
与此同时，城镇居民就业得到全面保障，几乎全部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所吸纳此外，全球化可能更易造成污染流动、疾病流动、毒品流动，以及极端思潮的流动。
如果真的物极必反，这些国家自然还会摇摆回来。美国曾期待它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全球化新举措的最大受益者，但发现它至多就是第二大受益者。
此外，最近两年中国每年去美国旅游的人数高达260万。在人类对地球环境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之后，在人类交通工具取得各种进步的背景下，真正意义的全球化也就登上历史舞台，并且逐步升级。其中，人类出于对自身所处地理环境认识所做的巨大探索，更是极大地促进了上述本质上源于经济目的的全球化。这一做法有违欧盟规则，不仅有损默克尔总理在本国的政治支持度，而且迫使个别欧盟成员国关闭边界，更有一些欧盟国家民众在强大难民潮面前无奈考虑脱欧之选项。就如苏联解体，本身具有自己的逻辑。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5年美国对华出口近12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达4800亿。
中国是这一波全球化的受益者，自然不愿终止全球化。他确实说过北约已经过时，那只不过是一句真理，维护北约并非坚持全球化。
明显的例子，是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交通和旅行的便利化，未必使世界更安全。所谓全球化，既可以通过多边进程来促进，也可以通过多组双边进程来实现，而非只有一种形式。
廉价劳动力向西欧发达国家流入，虽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经济发展有所助益，但他们毕竟与当地劳动力竞争就业机会，引起当地民众不满。这个道理，在当今时代已无限扩张。
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自我纠正的摇摆中走向未来。在这次全球化中，中国走了开放合作的道路，不仅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获得资本和技术的输入，而且将中国富有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大规模对外输出，形成了大进大出的壮观局面。如有涉恐，不让进入美国乃天经地义。它不顾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强烈反对，坚决推行所有成员必须按配额接收难民。
这是早期全球化的雏形，但还远非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因其延伸能力还十分有限，谈不上真正全球程度的伸展。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被一些人称为黑天鹅，即难以预测之事件，可能引起市场连锁的负面反应。
第四，正确看待黑天鹅事件。英国靠着蒸汽动力和远洋舰队，逐步殖民了当时世界80%的国家，包括美洲大陆与印度，并半殖民了当时的中国。
尤其是中国在明清时代一度奉行的海禁政策，更是与时代潮流相背离。英国脱欧之后，英国经济未必受到损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是全速追赶，以致目前已经走在全球科技革命与经济合作的前列。但欧盟内部允许成员国劳动力流动的区域性全球化之规定，容易造成经济相对落后的原东欧成员劳动力西迁的现象，这也是当初这些国家愿意加入欧盟的部分经济理性。对于这次以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为标志的科技革命，中国即使在文革期间也已给予一定重视。第二，中国与全球化以及中美关系。
既然全球化是人类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理性行为，怎么可能阻止？ 第三，全球化也存在负能量的传播，这需要各国合作予以纠正。而且，这些事件的发生，不见得一定会带来连锁的消极后果，甚至不排除带来某些积极的后果。
当人类进入封建社会之后，生产力有所增长，劳动产品有了若干剩余，因此复杂性较高的贸易活动增加。一旦矛盾积累爆发，脱欧就将成为这些国家的一种考虑。
英国在就业、难民、财务等领域更少让渡主权，目的在于更为安全地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对外输出的产品与资本均全面升级。